站長資訊網誰也不曾預料，一場美國商務部對中興通訊的制裁，會演變成為一場席卷中國科技行業的大辯論。
從中興通訊是否”罪有應得”，到中國制造2025如何應對美國狙擊，從倪光南折戟方舟CPU的一段往事，到”中國芯”為何做不起來，全都被扯入了這個大漩渦……
一時間，無數業內業外的人，都跳出來激揚文字，指點江山。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不少泥石流混雜其中。
常見的大抵有三類：
一類，是對行業一知半解的憤青、公知和鍵盤黨，雖然心憂國事，但對行業的現狀和應對之道，多是以行業外的經驗與認知來腦補，往往導致最終結論似是而非。
另一類，是面上打著民族牌和情懷牌，骨子里只求”蹭熱點”的流量黨，尤其是各種所謂”自媒體”，為了一篇10萬+，各種聳人聽聞的邏輯和結論都能編得出來。
以上兩類，影響的多是公眾，因為只要對行業有所了解的人，大抵都不會受其蒙騙引導。
但第三類，卻經常讓業界也難以倉促定論。
這一類，多是業內之人，借著新的公案由頭，將一些陣年舊事翻開重提。而這些舊事往往情況復雜，牽連深廣，非是一句兩句就能捋得清，辯得明的。
比如華為與中興的恩怨情仇，柳傳志與倪光南昔日的分道揚鑣，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數十年的掙扎沉浮……都回到聚光燈下，經受各方評說。
這些爭論的一個共同點是：都試圖以今日現狀來評斷舊日矛盾，通過穿越歷史的”上帝視角”得出結論，將中國芯片乃至中國科技產業今日的所有過錯，都歸于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人之身：
簡單來說就是：”誰當年要是如何如何，中國早就趕英超美，金身不破，天下無敵了!”
何其荒謬!
集成電路是一個知識高度密集、資金高度密集，工藝要求極高，處于產業鏈最頂端的行業，它的成敗興衰，是科研、設計、制造等諸多技術工藝實力，乃至政策、資金、產業生態乃至市場在內的，整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
所以，美國芯片領先中國的差距，看上去好像是幾家大公司的差距，但要追上這些差距，卻遠不是這幾家公司自己能獨自完成。
更何況，如今所說的一些公案，還需要放到更早的時代，更惡劣的環境下來考量。
比如，最近很多人翻出來的一件事，是倪光南曾在1994年提出，聯想應該對標英特爾，全力開發芯片等核心技術。
對呀，要是聯想當年開始，不賣電腦搞芯片，把英特爾追上甚至干掉，現在還擔心美國人卡脖子么?
問題在于，當時聯想做芯片，就真能成功嗎?
在1994年，英特爾已經有超過30年的芯片業積累，而且還有Wintel聯盟的黨同伐異。而當時的聯想，還沒有在香港上市，甚至還沒有成為中國市場電腦老大……
如果當時的聯想，真的進軍上游，從零開始搞芯片，跟自己的供應鏈老大對掐，死的一定不會是英特爾。
要知道，在整個1994年，中國的個人電腦產銷量只有72.5萬臺，而且，當時正是國家取消進口批文，關稅大幅下調，大批國際電腦品牌蜂擁爭奪中國市場的關鍵時期，中國市場上的電腦大部分都還是外資品牌。
當時，媒體問得最多的問題，不是”聯想為什么不做芯片”，而是”聯想還能撐多久”。
而在多年后，柳傳志在回想往事時，也依然把1994年列為”聯想生死轉折的關鍵時刻”之一。
”當時中國電腦行業處于很被動的地位，后來中國電腦翻了身以后，才有了互聯網的基礎，才有了今天移動互聯網的基礎。”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講中，柳傳志如此總結。
試想一下，如果在九十年代國家放開個人電腦關稅的背景下，當時中國自主電腦頂不住，聯想像長城等其他國產品牌一樣被打下去，市場全被外國品牌占領，帶來的必然結果一是PC價格居高不下，國內個人電腦的普及會大大推遲;二是最新的產品根本進不來，國內用的產品也會長期落后于國外。
如果真是這樣，中國的信息化進程會被延遲多久?建立在PC普及基礎上的互聯網爆發、BAT這些互聯網企業什么時候才能出現都不好說。
如果站在上帝視角來看，倪光南確實遠見到了多年之后的危險，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路徑。
但對當時的聯想來說，這卻是一條死路。
此外，我還非常贊同，并在此引用一段創新工場董事長李開復的論述(并非論述原文，但取其意)：
在本質上，企業家與科學家有著巨大的不同。
科學家所追求的，是創造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做出偉大的發現與發明，他可以接受成千上萬次的失敗，只需要最后的一次成功。
而企業家的目的，則是滿足更多的用戶需求，實現更大的商業價值，他可能只要失敗一次，就會萬劫不復。
所以，科學家應該接受風險甚至主動擁抱風險，以探索未知;而企業家則必須盡可能采用成熟技術創造價值，以此規避風險。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倪光南表現出了一位優秀的科學家的超卓眼光，而柳傳志則做了一個成熟的企業家應做的正確抉擇。
對當時的聯想來說，”活下來”才是最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選擇與發展創新，在本質上并無沖突。
事實上，人們在評價國內科技企業所踐行的”貿工技”路線時，往往忽視了關鍵的一點——”貿”和”工”是積累實力與資源，最后的落腳點還是”技”。
只不過，當時中國的IT產業基礎、科研力量和市場環境與今時今日完全不同，在各種創新基礎條件都不完備，科技實力遠遠落后的一窮二白條件下，只有先解決生存問題，再尋求發展，才有可能最終回歸科技研發創新，尋求引領突破。
這是在當時發展階段下，中國企業必須經歷的過程。
譬如華為、中興、格力、騰訊、阿里巴巴等等，所有起步和崛起于那個時代，如今已在垂直領域領先世界，成為科技創新龍頭的企業，其實也都是走過了同樣的軌跡。
它們每一家，都是經歷了無數你死我活的血腥廝殺，才獲得了今天的實力、成就和地位。
只不過，在后來的過程中，一些科技企業因為多方面的原因，發展遇到了瓶頸，如今也確實陷入困境，但并不能就此斷言，”貿工技”的路線指向了錯誤的方向。
更何況，如果要以今天來倒推昨天，只要沒有做芯片就是”中國的罪人”，那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承受不起。
那些看似正確的”因果論”，上帝視角的馬后炮，都是扯淡。
但這又產生一個問題，是不是企業家就不去做科學家的事了呢?企業的責任邊界在哪里呢?
我個的觀點是，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可能地做好創新，在自己的領域內盡可能地爭取科技的領先，就已經足矣。
就像中興和華為在通訊領域領先世界，BAT和滴滴摩拜美團等公司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領域創造出”中國特色”，格力在制冷領域多年全球領先……
它們的綜合實力，匯聚起來就是中國的綜合實力。
而不是讓他們自己去在芯片領域另開一片天地——就像格力，資本市場已經用股價暴跌為董小姐投出了不信任票。
真正的超越機會，是抓住每一次的變革浪潮，在新的領域搶占先機，再返過頭來帶動相關的行業，形成生態層面的全面躍遷。
比如5G，比如物聯網，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區塊鏈(不是說ICO，而是真正的區塊鏈技術和應用)。
最后強調一下，我并不是說，在現有的弱勢產業領域，我們要舉手投降。
補課一定要做，跟隨戰術絕不能丟，我們一樣要緊緊跟隨，隨時等待和尋找超越機會。
但這并不代表，一定要去不計代價地強求全面替代——那絕對事倍功半，需要支付高昂成本，而且很難會有真正的機會。
正所謂”財不入急門”，產業同樣如此，越是心浮氣躁，怨天尤人，越有可能揠苗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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