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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網站刊文深度揭秘 X 這一力爭打造下一個谷歌的 “登月項目” 工廠。在秘密成立 7 年后，超級神秘的孵化器 X 讓兩大項目 Loon 網絡氣球和 Wing 送貨無人機獨立出去——向我們展示一個不斷擴張的谷歌對于這個世界意味著什么。
以下是文章主要內容：
早上 6 點 40 分，一個汽車喇叭響了三次。“加氣!” 一個戴著安全帽、穿著熒光背心的男人喊道。有一種嘶嘶聲，氦氣開始流動。從附近的一輛卡車上堆得像木材一樣的大容器，氦氣穿過一系列軟管直至 55 英尺高的地方，然后通過銅管，進入垂下到地面的一根塑料管。
這是 6 月下旬的一個星期三，在內華達州北部的溫尼馬卡，一個偏僻的、橫跨 I-80 高速公路的礦業城鎮。Winnemucca 是 Project Loon 項目的測試基地。該宏大的項目在 2011 年啟動，旨在將網絡帶到地球上眾多人口稀疏的，因為復雜地形而難以搭建傳統網絡基站的地區。Loon 計劃將氣球放飛到距地面 6 萬英尺的高空，而不是建造和維護地面設施，每一個氣球都會向近 2000 平方英里的區域傳送網絡。
溫尼馬卡位于內華達州北部，人口不多。該地方非常適合探索如何讓巨大的、可傳送網絡的氣球飛到 6 萬英尺的空中。
Loon 正在溫尼馬卡進行測試，因為那里的天空非常空曠，而且有一個機場，高層人士可以坐私人飛機直接從帕洛阿爾托飛過來，航程并不遠。今天，該團隊正在測試其通信系統的一個新版本，該系統或許能夠支持 10 倍于其當前設置的用戶。
半小時后，氣球就可以放飛了，它現在被一根紅色的橫木固定著，三面墻壁擋住了風。在一名揮舞著黃色遙控裝置的工程師的指揮下，這個名為 “大鳥”(Big Bird)的結構向左旋轉 90 度。就像《獅子王》開場時拉飛奇舉起剛出生的辛巴一樣，起重機的各個臂向上推高氣球。在氣球承載起負載的重量的時候——太陽能電池板、天線和各種電子設備——它停頓了片刻。然后，它就隨風飄蕩，每分鐘爬升 1000 英尺。頗為壯觀。
Loon 和 Wing 雙雙畢業
2012 年，尼克 · 科利(Nick Kohli)加入 Project Loon 這一新生項目時，是負責東奔西跑，尋找和收集來自莫哈韋沙漠、巴西鄉村和新西蘭海岸的掉落的氣球。Loon 過往是搜索公司谷歌旗下部門 X 的一部分，該部門旨在培育大膽的項目，以新穎的方式將新興技術應用到非常棘手的問題上。其中一個項目就是自動駕駛汽車。(2015 年谷歌重組成立母公司 Alphabet 時，Google X 更名為 X。)
科利——不是典型的谷歌員工——擁有在大災難中幸存下來的資質。他沒有取得進入醫學院的成績，所以他接受了急診室技師的培訓——這一背景，再加上他的飛行員執照和在內華達山脈的八年搜救經驗，讓他成為了 Loon 所需要的那種人才。這種實用的技能組合和操作眼光，使得他成為 X 完成其使命所需要的眾多新型人才之一。X 的使命是：在你膝上的電腦和口袋中的手機以外，擴展 Alphabet 的觸角。
借助 Alphabet 的幫助和資源，科利(現在負責飛行操作)得以見證了 Loon 的整個進化過程：從當初看著氣球偏離數百英里飛行，到像今天這樣的發射已經變得稀松平常。這只是向實現 Loon 設想的復雜系統邁出的又一步。
今天，X 宣布 Loon 要 “畢業”——成為 Alphabet 旗下的一家獨立公司——標志著它向實現這一使命邁出了重要一步。與另一個用無人機運送貨物的項目 Wing 一樣，Loon 也將開始建立員工團隊，并組建自己的人力資源和公關團隊。它的領導者將獲得首席執行官的頭銜，它的員工將在公司的成功中獲得數額不詳的股份。創造收入和利潤將與改變世界一樣重要。
Loon 和 Wing 并不是第一批從 X 獲得畢業文憑的項目(沒錯，員工會得到真的畢業文憑)。用隱形眼鏡監測血糖水平的生命科學項目 Verily 早在在 2015 年實現了這一飛躍。2016 年 12 月，自動駕駛項目也取得了飛躍，取名 Waymo。網絡安全項目 Chronicle? 在今年 1 月晉升為獨立的公司。
Loon 和 Wing 雙雙畢業——兩個雄心勃勃的大型項目——標志著 X 的一個分水嶺，或許也標志著這個神秘的研究和設計部門開始兌現其使命的時刻。對于這家靠廣告發家的科技巨頭來說，X 并不是一個堆放不適合放在公司結構其它地方的非凡項目的垃圾抽屜。它專注于試圖找到方法來催生革命性的產品，這些產品并不只是存在于設備屏幕上，而是能夠與現實世界進行互動。通過將 Loon 和 Wing 推向世界，X 不久以后就將發現它是否能有效地孵化出新的谷歌——以及是否能夠將 Alphabet 置于尚未存在的行業的前沿位置。
但 Alphabet 催生新一代的 “登月項目” 公司的嘗試，提出了兩個問題。這個龐然大物能取得指數級增長嗎?我們希望它取得指數級增長嗎?
Loon 項目開發背后
在 X 山景城總部的 Loon 實驗室里堆滿了好幾代墜落和漏氣的氣球。Loon 是基于一個簡單的想法——用高速飛行的熱氣球取代地面基站——這掩蓋了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技術問題。2013 年，在運作了一年之后，這些氣球仍然存在一個不好的習慣：放飛幾天后就會爆裂或墜落到地上。(它們帶著降落傘來減輕電子設備負載受到的沖擊，團隊會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門提醒它們的降落。)在實現像 “大鳥” 那樣的裝置以前——發射過程就像一群孩子試圖將風箏放飛那么簡單——一陣風就可能會破壞整個氣球放飛過程。
現在，一個采用定制設計的、裝載各種設備的盒子可確保系統在運送過程中的安全。關鍵部件放在一個銀色的盒子里，它是用金屬化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成的，該類材料反射陽光，保持溫暖。一個 80 英尺長的平板掃描儀可檢查聚乙烯的細微缺陷，這些缺陷可使得氣球在 6 萬英尺高空的存活時間從幾個月削減到幾天。
測繪軟件可以跟蹤漂洋過海的氣球，利用機器學習識別出適合的氣流來讓它們到達任何它們需要到達的地方。有了這些工具，Loon 團隊了解到：公司可以每半小時發射一個氣球，并讓氣球在空中停留 6 個月或更長時間。
在 Loon 的氣球取證實驗室，帕姆 · 德斯羅切斯(Pam Desrochers)使用了一個 80 英尺長的平板掃描儀，對聚乙烯材料進行檢測，看看其飛行后是否存在微小缺陷和磨損跡象。
取證小組使用偏振光透鏡來發現可使得氣球在 6 萬英尺高空的存活時間從幾個月削減到幾天的缺陷。
這是 X 所允許的那種開發。六年來，Loon 的工程師、設計師和氣球回收人員都不用擔心諸如資金、收入流、人力資源人員招募或者誰來負責執行公關策略的問題。他們可以使用谷歌的機器學習專業技術以及 X 的 “設計廚房”(design kitchen)——一個面積達 2 萬平方英尺的工作室，用于制作他們能想到的任何機械設備的原型。他們不需要制定詳細的商業計劃，更不用說創收或者盈利了。他們被允許一遍又一遍地失敗，每一次失敗他們都能學到一點東西。
X 主管阿斯特羅 · 泰勒(Astro Teller)把 X 描繪成一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地方，但他并沒有隱瞞 Alphabet 帶來的種種好處，包括新的收入流、戰略優勢和招聘價值。雖然他不愿透露這家 “登月項目” 工廠的員工人數或運營預算，但他明確表示，無論你認為 X 花了多少錢，與它所創造的價值相比，它都是微不足道的。
X 主管阿斯特羅 · 泰勒將 “登月項目” 定義為通過提出激進的解決方案和部署突破性技術來解決重大問題的想法。
“登月項目” 的評估過程
在 X 內部，追求各種 “登月項目” 的團隊都在尋找自己的失敗之路，它們也都受到類似的保護。只要有解決棘手問題的新方法，想法就會受到歡迎。它們來自各方，有的來自員工的大腦，其它的則來自泰勒或谷歌的兩位聯合創始人拉里 · 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 · 布林(Sergey Brin)。X 員工們埋頭鉆研學術論文，四處參加各種大會活動，尋找有望成長為參天大樹的項目種子。一個未命名的項目源自于一個研究員的 NPR 采訪。
無論想法來自哪里，它們很多都止步于快速評估團隊的評估。這一個小團隊每周會見幾次，不是為了宣揚想法，而是為了將它們駁倒。“我們要問的第一件事是：這個想法能通過近期將會出現的技術實現嗎?它能解決一個真正問題的正確部分嗎?” 領導該團隊的菲爾 · 沃森(Phil Watson)說。違反物理定律就意味著沒戲。“你會驚訝于有多少種關于永動機的想法被提出來。” 他指出。
這些會議既有煙霧彌漫的宿舍房間那樣無拘無束的思考氛圍，又有論文答辯時的那種殘酷而嚴苛的氛圍。該團隊已經考慮過各種各樣的想法：從雪崩中產生能量(不可行)，在北極周圍安裝一個銅環來利用地球磁場發電(成本太過高昂)，建造海上港口來簡化運輸物流(會招致巨大的監管麻煩)。他們曾就研制隱形裝置一事進行過辯論。技術上似乎可行。“我們一直在說，我們應該這么做，因為這太酷了——不，我們不能這么做，因為這會帶來更多的麻煩，而且它不能解決任何現實問題。” 沃森說，“它肯定會給不法分子帶來巨大的便利。”
通過第一次評估的想法被帶到 Foundry 階段。在這一階段，領導初出茅廬的項目的那個人需要解決運營他們的項目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這是工程師們向來不大愿意做的一件事情。這一階段的領導者是奧比 · 費爾騰(Obi Felten)，在負責在歐洲推出谷歌產品數年后，他于 2012 年來到 X。
在與泰勒的第一次會面中，費爾騰了解到 X 在醞釀的所有秘密項目，包括氣球網絡和送貨無人機。她開始問那些負責產品推出的人通常會問的問題。氣球進入另一個國家領空合法嗎?有隱私問題嗎?你們會與電信運營商合作還是與它們競爭?“泰勒看著我說，‘哦，沒有人真的在想這些問題。全都是些工程師和科學家，我們只是在思考如何讓氣球飛起來。’”
任何能通過快速評估團隊的嚴格審查的想法，都會進入奧比 · 費爾騰領導的 Foundry 階段。在這一階段，領導初出茅廬的項目的那個人需要解決運營他們的項目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這是工程師們向來不大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Foundry 使用這種強烈的審問手段，來在 X 投入大量的金錢和時間之前，發現那些可能會毀掉一個項目的問題。以用海水制造一種碳中性燃料的 Foghorn 項目為例。這種技術令人驚嘆，旨在解決的問題也意義重大，但兩年之后，該團隊意識到他們沒有辦法來在成本上與汽油競爭——并且依賴于更多地處于研究階段而非開發階段的技術。X 干掉了 Foghorn，給團隊中的每個人都發了獎金，讓他們尋找新的項目。Foundry 就是旨在確保不合適的項目盡快被淘汰。
這基于一個簡單的前提：你越早扼殺一個想法，你就能越快投入時間和金錢到下一個想法。試圖改變世界和創造巨大的新公司，意味著要規避傳統的進步跡象。揭露那些你正在做的、很可能會失敗的事情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因為一旦它被徹底扼殺了，你就可以回去做下一件事——一件或許能成功的事情。
項目的三大要求
任何希望符合 X 要求的項目都必須同時達到三個要求。它必須是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它必須提出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它必須部署突破性的技術。
這一定義直到 2010 年 X 開始成形時才出現，X 用它來將送貨無人機和隱形斗篷中區分開來。這一努力始于一項實驗：拉里 · 佩奇(Larry Page)要求斯坦福計算機科學教授塞巴斯蒂安 · 特倫(Sebastian Thrun)為他打造一輛自動駕駛汽車。
當時，特倫對這項技術的了解不亞于任何人：他曾在 2005 年的 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挑戰賽中帶領斯坦福大學獲勝，比賽的內容就是在內華達州普里姆外的莫哈韋沙漠進行一項長達 132 英里的全自動駕駛汽車競賽。DARPA 在 2007 年舉辦另一場難度更大的比賽 “城市挑戰賽”：讓車輛行駛于一個模擬的城市，在那里它們必須要遵守交通法規，穿過十字路口，以及停車。斯坦福大學最終名列第二(卡內基梅隆大學獲得冠軍)，當時已經在與谷歌共事的特倫來到谷歌成為全職員工，幫助開發街景服務。
DARPA 的挑戰賽已經證明了汽車可以自動駕駛，但該機構后來不再舉行這種比賽。當時，美國汽車制造商關注的是，如何在經濟崩潰中存活下來，而不是開發可能摧毀其業務的技術。谷歌是一家軟件公司，但它擁有大量的現金儲備，將無人駕駛汽車的想法推向市場顯然有望拯救生命，產生新的收入流，并將谷歌的觸角延伸到其它的領域。
因此，特倫悄悄地雇傭了一個團隊，重點招攬思想天馬行空的年輕人才，而不是走在領域前沿的知名學者。那些年輕人才有很多都參加過 DARPA 挑戰賽。(其中包括安東尼 · 萊萬多夫斯基，他后來被谷歌控訴竊取商業機密，令 Uber 與谷歌陷入激烈的法律糾紛，最終兩家公司于今年 2 月達成和解。)佩奇給該團隊制定了一項挑戰：選定 1000 英里的加州道路，他希望開發的車輛能夠在上面自動駕駛。特倫的團隊稱其為 “拉里 1000”，他們最終在 18 個月內完成了這項任務。
X 的創立
對谷歌來說，進入實體世界是一次全新的嘗試。它對核心的搜索業務之外的項目的興趣催生了 Gmail、谷歌地圖和谷歌圖書——都是很酷的產品，但仍然全都屬于軟件。豐田普銳斯在山景城的街道上自動駕駛的場景激發了種種可能性，其中包括更多的非軟件項目。
但自動駕駛汽車卻落在了谷歌的頭上。尋找其他同樣困難、復雜、有價值的問題需要某種基礎結構。佩奇讓特倫成為公司的第一個 “其他董事”，負責所有不符合投資者對谷歌的期望的事情。因為特倫要專注于無人駕駛汽車團隊(2012 年之后，則專注于他的在線教育初創公司 Udacity)，所以由他的聯席主管阿斯特羅 · 泰勒來掌舵一艘目的和方向尚不明確的航船。
在與佩奇的早期交流中，泰勒想要解決方向的問題。“我說，‘我們是孵化器嗎?’” 泰勒說。不完全是。他們也不是研究中心。他們在創造新的業務，但這沒有傳達出正確的意思來。
最后，泰勒找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詞。“我們要登月嗎?” 他問佩奇。“對，這就是你們要做的事情。” 佩奇回答說。
創建一個研究部門來打造開創性的產品，是自身價值與創新能力息息相關的企業的主流做法。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 1925 年由 AT&T 和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共同創立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貝爾實驗室由美國眾多最聰明的科學家組成，以創造晶體管而聞名。晶體管是現代電子產品的基石。它還幫助開發了第一批激光器，并在數學家克勞德 · 香農(Claude Shannon)的帶領下創立了信息理論學科。該學科為理解信息如何傳輸和處理創造了一個數學框架。除了 8 個諾貝爾獎和 3 個圖靈獎以外，該實驗室還催生了 Unix 操作系統和編程語言 C
這種廣度是貝爾實驗室成功的關鍵。你無法料到下一個突破性技術會是什么樣子，所以沒有必要要求制定詳細的行動計劃。“它的領導者能夠接受項目目標不明確。” 喬恩 · 格特納(Jon Gertner)在《創意工廠：貝爾實驗室和美國創新的偉大時代》一書中寫道，“貝爾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會探究任何與人類交流有關扯上關系的東西，無論是基于電線或者無線電的交流，還是基于錄音或視覺圖像的交流。”
不過，貝爾實驗室在某些界限內運行的。它最有價值的工具是基礎研究：它的科學家們花了數年的時間探查化學、物理、冶金、磁學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并花更多的時間尋找有望變現的發現。雖然 “人類通信” 是一個廣泛的領域，但他們的工作并沒有延伸到遠在可提升 AT&T 業務(也就是電話業務)的領域之外的領域。
施樂公司(Xerox)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簡稱 PARC)是硅谷建立的第一個偉大的創新實驗室，該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之所以脫穎而出，并不是因為他們的科學突破，而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將原有技術應用于以前從未被考慮過的新目標。PARC 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創造了激光打印機和以太網，并引領了從打孔機向分布式的交互型機器(即個人電腦)的轉變，為現代計算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硅谷，PARC 最為人熟知的卻是施樂沒能夠在那項工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這個實驗室開創了圖形用戶界面的先河——用鼠標控制屏幕上的圖標——但最終是喬布斯把這種界面帶到了大眾面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研究企業創新的亨利 · 切撒布魯夫(Henry Chesbrough)指出，施樂的老板們沒有白白浪費大好的技術，他們只是沒有看到它與自己如何相關。“施樂是在尋找符合復印機和打印機商業模式的東西。”
X 給它的員工幾乎無限制的權限以及巨大的資金支持，認為它可以創造出以前的實驗室可能從未發現過的產品和服務——又或者可能摒棄過的產品和服務。它不做基礎研究，而是依賴于其他機構(主要是政府和學術機構)來創建用途可以想象的工具。它并不依賴于擁有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才，并且樂于尋找富有前景的想法以及試圖將它們引入進來。
最重要的是，它的職責是擴大 Alphabet 的業務范圍，而不是改善已經存在的業務。攬獲諸多諾貝爾獎的貝爾實驗室對它的所有者來說是富有價值的，因為它使得電話通話變得更好更便宜。施樂的股東們很感激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因為它發明的激光打印機給他們賺了幾十億美元。
X 沒有犯這些錯誤，因為它的職責不是讓搜索變得更好。它的職責是確保 Alphabet 這艘母艦永遠不會停止擴張。
X 最大的項目
從這個角度來看，X 最大的項目不是開發自動駕駛汽車，也不是打造氣球網絡，也不是構想無人操控的無人機——而是建立起一個旨在建造出這些創新公司的部門。它對失敗的迷戀和對觸動每一個人的想法的熱愛，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如果你不是不斷地失敗，甚至不是愚蠢地失敗，那么你還不夠努力。
這有益于 Alphabet，有益于那些喜歡無人駕駛汽車概念的人(特別是那些不能開車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歡用非侵入式可穿戴設備跟蹤健康的想法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歡在世界的黑暗的角落沉浸于互聯網世界的想法的人，有益于那些喜歡不影響交通和造成更多二氧化碳排放就能買到漢堡和牙膏的想法的人。
但是，通過谷歌，Alphabet 實際上已經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如何與他人交談，我們在哪里獲得新聞，我們該何時離開家以便避開交通堵塞。對大多數人來說，免費獲得郵箱服務、詳細的地圖服務和幾乎可查詢到任何東西的搜索引擎是很好的事情。X 試圖通過跳出虛擬領域來擴大這種影響力。批評者已經在說谷歌壟斷。
現在想象一下，它的統治延伸到我們的汽車，我們吃的食物，我們訂購的商品，我們身體的健康——我們如何連接到互聯網。谷歌已經對我們離不開手機的生活部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準備好讓它進入我們其它的生活部分了嗎?
Wing 項目開發背后
安德烈 · 普拉杰(Andre Prager)推著一輛堆滿垃圾似的東西的推車走進房間。那些主要是切成小片的紙板，里面混雜著幾袋塑料雜物和塑料末梢。普拉杰以前曾參與過保時捷汽車引擎方面的工作。在業余時間，他做了一個噴氣式電鋸和一臺渦輪增壓的 Vespa 小型摩托車。現在他是 X 的送貨無人機項目 Wing 的機械工程師。這是裝載著他的各種失敗的推車。
Wing 機械工程師安德烈 · 普拉杰(左)負責打造一個配送系統來盡可能簡化通過無人機獲取包裹的過程。他和特雷弗 · 香農盡可能地減少了運動部件。“我們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人們看到該裝置時會多么地不以為然。” 普拉杰說。
在 2012 年 Wing 項目啟動后不久，該團隊意識到在地面著陸無人機會垂直飛行要浪費掉大量的能量。相反，他們決定讓無人機在空中盤旋，并以某種方式將包裹降落到地面。
該團隊的第一次嘗試是一個基于線筒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包裹會被連接到一根可以從無人機上解線纜的繩子上。“這聽起來是個好主意，因為它太簡單了。” 普拉杰說道。但它很快被證明是一個復雜的爛攤子：把東西卷好來是一大痛點。每個包裹都需要自己的系統，因為線纜是纏在包裹上的，這很難給顧客帶來體面的體驗。
他們嘗試以按壓筆和櫥柜門為模式打造一種不那么復雜的機械系統。(為了給我展示，普拉杰從推車取出一個原型：一塊方形的紙板，上面有一支斷了的筆，一個圖釘，還有一根綁在上面的稻草。)完全行不通——包裹總是無法脫鉤，或者鉤子解開后又重新接上，又或者某樣東西會斷裂。“然后我們說，假如我們可以做到不必用到任何運動部件呢，會怎么樣?” 另一位在澳大利亞的機械工程師特雷弗 · 香農(Trevor Shannon)在視頻會議中表示。Wing 在澳大利亞進行測試。
當 Wing 團隊試驗原型時，他們使用最簡單的工具來測試新的想法：紙板、圖釘和膠帶。
得益于像這樣的設計，Wing 已經準備好成為一家獨立的公司，以及在現實世界進行無人機配送。
這一想法促成了他們目前的設計：大小和形狀與小土豆相仿，上面有一個用于鉤住包裹的凹痕。它很容易用手固定，當有負載的東西落到地面時，鉤子的重量自然會把它拉下來。有個 “反頜” 阻止鉤子重新接上包裹。普拉杰并不介意它平平無奇的外形。“我們衡量成功的標準是，人們看到該裝置時會多么地不以為然。” 他稱。
Wing 的目標是，使得人們更容易得到想要的商品，讓他們不必花費時間開車去購買。自 2014 年以來，Wing 一直在澳大利亞各地展開試點項目，先是在昆士蘭，然后在首都堪培拉。該公司一開始向偏遠地區的牧場主提供無人機送貨服務，現在正準備在離城市更近的郊區開始飛行。目前，它運送的小包裹來自于顧客在可以從大型連鎖藥店 Chemist Warehouse 和快餐店 Guzman Y Gomez 的訂購。
不過，做這種配送的真正障礙并不是配送系統，也不是技術：近年來，電池和航空控制系統已經取得了足夠的進展，足以讓一批送貨無人機公司實現騰飛。而是在于，如何安全地完成配送，尤其是在空域擁擠、受到嚴格管控的美國和歐洲。
因此，在 2015 年，該團隊開始構建一個無人駕駛空中交通管理系統，將其所有的無人機連接起來，給予每架無人機特定的通道來從起點飛到目的地。“我們正在試圖打造貨運卡車和供它們行駛的道路。” 將在 Wing 從 X 獨立出去以后擔任首席技術官的亞當 · 伍德沃斯(Adam Woodworth)說。項目的難處在于，它不僅僅是開發一個跟蹤無人機的系統，而是讓在空中運營的每一個人都運行同樣的系統。Wing 正在與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合作，并且已將其系統的一些部分開源，以便其他公司可以開發出互通的系統。
隨著 Wing 離開 X 成為一家獨立的公司，它的領導者——首席技術官亞當 · 伍德沃斯和首席執行官詹姆斯 · 伯吉斯——將要面對一個失敗通常只意味著失敗的現實世界。
這個問題的有趣之處在于，它不是 X 旨在解決的那種事情。它不需要工程設計、原型設計或者瘋狂的頭腦風暴。它需要小心翼翼地與監管機構和競爭對手打交道，進行密切的對話交流——對于這些實體來說，成功意味著一次性把事情做好來。如果 Wing 不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它的長期生存就會存在疑問。
失敗的意義將變得不一樣
這標志著這家新公司將不得不接受的一個改變(Loon 也是如此)：從 X 畢業意味著與失敗的關系變得不一樣了。這些公司正在成為要取得傳統意義上的成功的公司，要提供真正的服務，提供真正的價值來吸引真正的客戶。
Loon 氣球已經累計飛行了近 2000 萬英里。在波多黎各被颶風 “瑪麗亞” 侵襲和秘魯發生特大洪水后，Loon 分別向這兩個地區提供了網絡。現在，它得做某種更加困難的事情。“是時候離巢了。” 電信行業資深人士阿拉斯泰爾 · 韋斯特加思(Alastair Westgarth)說。他在一年半前來到 X 公司，將成為 Loon 的首席執行官。他的工作將會是，與世界各地的電信公司達成合作協議，將他的氣球整合到它們的網絡，為它們的客戶提供聯網服務。韋斯特加斯指出，保持大膽，不斷推動創新至關重要。“但與此同時，你不會想要冒存亡性的風險。”
Loon 的首席執行官將會是阿拉斯泰爾 · 韋斯特加斯，作為電信行業的資深人士，他將負責敲定與世界各地的電信公司的合作協議，將自家公司的氣球部署到它們的網絡當中，為他們的客戶提供網絡服務。
在現實世界中，失敗就是失敗。慢慢地，你的求死愿望會變成生存本能。
X 將密切關注初出茅廬的 Loon 和 Wing，但它的注意力很快就會轉移到尋找新的 “登月項目” 來取代它們上。網絡氣球和送貨無人機究竟會主宰天空，還是墜毀在地球上，將需要數年的時間來檢驗。關于 X 的產品失敗、修修補補、改良和推出對我們其他人意味著什么，我們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找到答案。
但是，回到 Winnemucca，發射出的那個氣球正在穩步上升。它進入了沙漠地帶，在這一地區待上一晚，接著再飛往丹佛，然后是內布拉斯加州。尼克 · 科利告訴我，幾天前從波多黎各的基地發射的三個氣球在該地區。我的眼睛不停地來回轉來轉去，直到在科利的引導下，我發現了在我頭頂 62500 英尺高的地方，最微小、最白的白點在靜靜地移動。那大約是到月球距離的 0.005%，仔細想想，那其實并不是那么地遙遠。
